2015年阅兵外国首脑参加并非首次,解放军连长演

2019-11-06 14:36栏目:中国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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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   1月26日,人民日报微信号发表题为“中国今年为何要大阅兵”的文章,被外界认定为官方媒体首次确认今年大阅兵的消息,此前,此次阅兵还被誉为“首次有外国首脑出席的阅兵仪式”。通过梳理历史资料,《环球时报》记者发现,从1949年至2009年举办的14次阅兵仪式中,外国首脑出席

  电磁分队多点干扰,装甲力量快速突击,步兵分队穿插渗透……寒冬,贺兰山下,一场近似实战的合成营对抗演练激烈展开。一个团级单位的训练场上,呈现出了多兵种、多要素同时排兵布阵的场景。

图片 2 加拿大间谍夫妇在中国生活了30年,事发前在鸭绿江边开咖啡馆

  中国将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行的阅兵仪式,非“首次”无以成欢的媒体这次的发现是“首次出现外国首脑参加阅兵仪式”。实际上,《环球时报》发现在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在国庆阅兵仪式上有外国首脑出席。

  “实战化训练需要条件支撑,练兵打仗离不开近似战场的训练场。”该团领导介绍说,近年来,他们通过加强训练设施建设,不仅解决了高强度练兵带来的训练场地紧缺问题,而且使以往只有在上级训练基地才能展开的训练课目,如今在团里就能经常性地开展,训练效益得到明显提升。

  参考消息网2月6日报道 外媒称,在经过长达半年的监视居住后,加拿大公民凯文·高近日被正式移送到中国的刑事拘留所,他的妻子朱莉娅·高则获得保释,一年内不得离开中国。

  1月26日,人民日报微信号发表题为“中国今年为何要大阅兵”的文章,被外界认定为官方媒体首次确认今年大阅兵的消息。

  实战化练兵遭遇“场地之困”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月5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这对加拿大夫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加拿大外交部则发表声明表示会向中国高层表达对加拿大公民被拘捕的关注。

  从有限的信息中,此次阅兵有两大特点,除了打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规律之外,还被誉为首次有外国首脑出席的阅兵仪式。

  说起当初因训练设施缺乏而影响训练课目开展的事,该团不少官兵感触颇深。

  报道称,凯文·高夫妇自1984年开始在中国教授英文和开办翻译公司,2008年在辽宁省丹东市靠近中朝界河鸭绿江畔开了一间咖啡馆,2014年8月4日被丹东市国家安全局扣留,当时加拿大驻华使馆官员前往他们被监视居住的酒店,发现夫妇俩“被严加看管”,但“被照顾得不错”。

  通过梳理历史资料,《环球时报》发现,从1949年至2009年举办的14次阅兵仪式中,外国首脑出席大阅兵仪式至少有过两次先例。

  那时,障碍课目训练,一个连队还没练完,好几个连队已经在“排队”;小兵种专业训练,由于缺乏训练设施个别课目只能简单走过场……一些营连主官坦言,如何协调训练场地曾一度是他们制订和落实训练计划时最头疼的事情。

  据报道,加拿大一家电视台称凯文·高夫妇是为朝鲜刺探中国的军事情报,他们参与的人道救援工作包括向朝鲜的孤儿院和老人院提供食品和设备,他们最后一次进入朝鲜是在2014年夏天。

  195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受邀出席阅兵仪式,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礼。与此同时,还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及其它国家领袖。

  一些训练“打折扣”的现象也由此产生。由于团里没有正规的侦察兵综合障碍训练场,警侦连平时只能在400米障碍场上进行模拟训练。后来,该团参加上级组织的实战化演习,面对导演组给出的“敌情”,警侦连连长杨颀派出侦察分队前出驱歼“敌人”,结果铩羽而归。复盘检讨,杨连长一脸委屈:导演组给出的5米高“梯墙”,跟平时训练用的“高板墙”完全不一样。

  1959年10周年庆典时,赫鲁晓夫(前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斯洛夫(前苏共中央书记)、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金日成(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泽登巴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等首脑人物受邀出席观看阅兵仪式。

  无独有偶。那场演练中,该团还相继暴露出工兵排障速度过慢、战场救援不熟练等短板,查找问题根源,都与缺少专业训练场地有一定关系。

  据外交部门公开资料显示,当年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981人,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

  训练场地为何会不够用?该团领导心里清楚:团队训练设施建设底子薄,除通信兵拥有综合作业场外,侦察、工兵专业训练场地以往都依靠上级提供;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练兵强度不断增大,训练场地“捉襟见肘”,基层训练求“场”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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